向政治局常委学习如何拍电影

作者:吹风会微信号:leiyutalk发表时间 :2017-10-26


1、
1948年海归导演孙瑜力促所在的昆仑影业筹拍《武训传》,是山东一个乞丐行乞办义学的故事。武训则想请赵丹演。
黄宗英后来回忆,当时去游说的阳翰笙跟赵丹说一定要狮子大开口,也跟摄制组的人打了招呼,拼命增加预算,把场景和制作费都提高,因为这样就可以把国民党的拍摄经费消耗很多,他们就不能拍戡乱片了。黄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昆仑是地下党领导的,阳翰笙接到的也是党的命令。最后赵丹要了十根大金条。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电影一直到1949年才开拍。而且在正式拍摄前孙瑜也打过退堂鼓。
解放后,孙瑜被邀请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上,孙瑜看到不少歌颂革命胜利的文艺节目,他敏感的感到再拍武训传那样题材,恐怕已经不合时宜。但是项目已经是箭在弦上。
孙瑜是国民党时代过来的,经历过国民党的政治审查,了解其中的厉害关系。于是电影开拍前就请示了领导。剧本方面也进行了大幅删改,由“正剧”变成了“悲剧”,并虚构了反抗者周大这个人物,由他带领群众起义作为影片一个重要的辅助线索。还设置了一个教师的角色,从头到尾都在批判封建主义。
影片公映后,在上海和南京获得热烈反响,孙瑜又亲自带着拷贝前往北京,在中南海进行了放映。领导们看了都很满意。
当天的观影毛泽东没有参加,他是几天后单独调看的影片。结果,很生气。
1951年5月20号,《人民日报》发表批武训传的社论,毛泽东写的,措辞激烈前所未见。
江青当时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还随调查小组到武训的家乡进行了调查,完成了长篇调查报告。分五天在人民日报连载,指武训实际上是流氓和劣绅。
那之后,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在全国上下展开。
主演赵丹上街被人指指戳戳,不敢出门。几次向电影领导提出离职下放改造自己,被硬留住不放。后来更是被投入监狱达5年之久。
导演孙瑜这个留美的影视才子则从此缩手缩脚,创作上再难有灵光一闪的东西,被迫早早结束影视生涯
受此影响,国产电影数量则从前一年的23部下降到8部。当时负责上海宣传工作的夏衍回忆: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
2、
这部片被称为新中国第一禁片,一禁就是60年。
直到2005年赵丹诞辰90周年,上海和平影院举办《武训传》内部学术放映,很多冲着禁片名号而来的观众看后却很失望,认为坏人形象太脸谱化,武训老是跟人下跪磕头,看着有点恶心。本来以为这部电影会有多反动,结果看到最后也不明白哪反动了,反而觉得很革命。
何止观众,孙瑜到死也没明白,谁让他不看新闻联播呢。
当时,席卷全国的土改运动正在进行,新文化工作也在农村开展的轰轰烈烈,并宣称新中国要废除旧的土地所有制。
旧的土地所有制统治基础是什么?地主。
《武训传》讲的却是一个乞丐依靠乡绅的钱兴建义学,最后被统治阶级收编,且在周大鼓动起义过程中,不断抛冷水,最后革命者还以失败告终。
对封建朝廷不反抗,对农民革命又不认同。电影中甚至还有这样的画面,旁白中,毛泽东的画像出现在银幕正中,几秒钟后,武训的身影则出现在天上的云端。
所以说,文人的小心机没耍好,真是要命。
和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年交道的孙瑜到底还是没有摸清共产党的尺度。其实,毛主席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的很明白:“文艺应为政治服务。”
3、
搞明白这句话,对于中国的文艺界来说用了半个世纪,也有现在还没整明白的。
国师张艺谋肯定是明白的,但他在明白前也吃过亏。
当年他参与《一个和八个》,张军钊任导演,张艺谋、肖风任摄影,何群任美工师,4个年轻人都是刚入行,总想搞点颠覆的,就借鉴前苏联电影用了很多创新的手法。送审时正碰上文艺界大批人性论,北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一个和八个》和《被告后面》两部影片在当时被当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来重点批判。
影片没能通过,拖了整整11个月,在社会上很多声音为它叫好的压力下才最终获得通过。这直接影响了正在拍的《大阅兵》被迫中途下马,连带支持他们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原厂长韦必达被批纵容青年胡作乱为,并被撤下第一线。
那时张艺谋初出茅庐,对不平等的待遇没有话语权。随着他逐渐找到一条向老外贩卖中国奇观的新路,成了第五代棋手,加之跟电影局打了多次交道,应对的经验也随之增长,就觉得能和制度过过手。
1993年张艺谋拍余华的小说《活着》,这部小说因题材之前一直没人敢碰,改编有很大风险,张艺谋不是不知道,他对不少情节做了改编,把里面可能会引发不良联想的都删了。
原著里有庆因与县长夫人血型相同,跑去献血被活活抽死在医院,电影改编成被墙砸死了。原著里二喜因为工厂吊车出了差错被水泥板活活夹死,苦根因为生病买不起药,福贵心疼只能给苦根煮豆吃,不料苦根却因吃豆子撑死,家珍是得了软骨病死了。电影里这些角色都没死。
尽管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余华完全没意见。余华对张艺谋印象非常好,因为他不欠钱,给稿费痛快。1993年时,张艺谋给余华2.5万,天文数字,把余华美得不行了。后来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找到他,余华还以为张艺谋又改主意,想少给钱了,上来就把王斌骂了一顿,王斌愣住了,说张艺谋给你加到五万了。
这片拍出来后获得业内一片赞誉,很多人都说是张艺谋最好的电影,还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委会大奖,给葛优挣来一个影帝。但最后国内还是没有公映。
很多年后,张艺谋提到《活着》被禁,曾这样说:
“电影的审查制度是存在的,这是中国的现实….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是中国的历史,今天的现实。在中国的电影创作一定是在一个界定的范围之内进行创作…….拍电影的过程是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妥协的过程。”
记者不满意,继续套他对审查的态度,张艺谋就是不跳坑,说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少是受市场影响,跟审查没有关系,而且今天的审查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有一定空间了。
他比的是30多年前,当时中国的电影审查,不但要审查电影的故事梗概,还要审查文学剧本、导演阐述、分镜头剧本和工作样片、拷贝、编剧和改编的原作以及原作者,导演和演员,甚至还有细节,比如电影《祥林嫂》中祥林嫂手中的鱼什么时候掉下来,以及某个角色的眼镜框应该是什么颜色。
和那时比,张艺谋确实该庆幸自己不会成为第二个孙瑜了,但他学乖除了《活着》的前车之鉴也是因为身边的例子确实血淋淋。
田壮壮的《蓝风筝》 算是第五代里最直面政治历史的电影了,当年未在国内通过审查即参加国际电影节,并获日本第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女演员奖。但由于审查未通过即参赛,导致中国电影代表团退出东京电影节。田壮壮被禁8年不得拍片,《蓝风筝》迄今不能获准上映。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因涉及到文革,得了戛纳大奖也只能在国内小范围公映。吃过亏的陈凯歌后来再拍《梅兰芳》,拍到解放后就戛然而止了。
《活着》后,张艺谋再也没挑战过敏感题材,开始走上商业片的康庄大道。
2000年他拍了《英雄》,成了迄今北美票房最高的中国电影,开启了中国式大片时代,也把中国电影带上一条“歪路”。
余华曾透露,当年拍《活着》的时候,张艺谋说原作里的什么细节要改动,审查才能通过。看他胸有成竹的模样,心想他如此了解共产党,对他十分钦佩。可张艺谋拍完电影后,审查还是没有通过。他从此不再钦佩张艺谋,改钦佩共产党了。
4、
别看第五代现在已经成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代表了,他们作品还是曾经影响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小镇青年曾在山西家乡的电影院看了《黄土地》,十分钟后,他开始流泪,然后从头哭到尾,从此他立志要当导演。这个青年就是贾樟柯。
后来贾樟柯连考了三年才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他是他们班年龄最大的,23。
考上后他就着急拍电影,大学没毕业就拍出了《小武》讲一个小偷的故事,里面的演员全是非职业,主演王宏伟是他同学。这部片在国内恶评如潮,看过的同行和老师们都觉得太粗糙了,不像个电影。但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送到国际影展反而一炮而红,老外们看厌了第五代镜头下的大辫子、深宅大院、妻妾成群,看到《小武》这种现实题材,眼前一亮,觉得特别真实。
《小武》最早是在柏林电影节获了论坛单元大奖,被影评人称为“亚洲电影的希望之光”。釜山电影节则是他起步的地方,他的《小武》和《站台》参加了创投,都获了奖,奖金是两万美元,韩国人就叫他两万美元导演。
期间还发生了一点小插曲。釜山电影节表面看上去高大上,都是奔驰车接送嘉宾,出入都是五星级酒店,但硬件不行,录像设备也没有。后来《小武》在南浦洞电影院里放着放着着火了,因为剧组穷,没钱印拷贝,一个拷贝全世界走,老化的厉害。
但《小武》因为描写的社会太过边缘并没获得审查,也就无法在国内上映。从那以后,贾樟柯就走上一条拍片,拿奖,又被禁无限循环的道路。目前为止,他拍了十几部电影内地上映的只有3部,是国内片子被禁最多的导演。以至于每次提起,贾樟柯都会说,电影无法在国内上映是他内心永远的痛。
贾樟柯曾经说过,他曾去一个盗版碟店里淘碟,没选到什么货,临出门时老板神秘兮兮的说:“贾科长的《站台》你要不要?” 这让贾樟柯又得意又心酸,得意的是这说明自己作品的影响力,但毕竟自己辛辛苦苦拍的电影,观众看不到,钱都被盗版商赚走了。
贾樟柯就是想不通。后来他拍《天注定》就是为了赌口气:
“《天注定》如果按照常人的思维根本不应该拍,这个电影里涉及的问题,每天都发生在中国。人们在新闻里面基本上都可以非常自由的谈论。凭什么电影就不可以拍呢?”
但《天注定》里故事的原型都是什么呢?胡文海、周克华、邓玉娇、富士康、东莞娱乐业,哪一件不是敏感到家了。
《天注定》原本龙标都拿了,路演也演了,临门一脚又被撤,让贾樟柯空欢喜一场。
5、
贾樟柯的电影国内能不能上映并不会对他有伤筋动骨的影响,他获利的主要渠道不是票房,而是出售国际版权和电影节的奖金。他最困难的时期还有日本北野武工作室的支持,融资方面有保证。可以说贾樟柯是第六代中最早实现财务自由的。
贾樟柯的成功给不少第六代带来幻想,有很多导演就想呆在地下不上来,拍完片也不报审,直接拿到海外参展,得了奖就能一夜成名。国外电影节,偏偏对中国有异域情节,只要题材重口一点,再打上地下的名号,得个奖还是很容易的。
制片人方励被称作地下“电影教父”。投资的电影,包括《红颜》、《苹果》、《安阳婴儿》、《日日夜夜》、《颐和园》,都被禁了。
其实他是被人坑了。《安阳婴儿》已经开机半个多月了才知道没有拍摄许可;拍《颐和园》的时候,剧本也过审了,协议也签了,结果娄烨完全没按剧本拍,只好向电影局打报告申请撤项;《苹果》原本也是过审的,但后来出现一些不可控因素。他是被“地下”。
和审片委员会打交道的折磨让他一个大男人经常痛哭流涕,电影里一个雨后国贸灰蒙蒙的镜头都能联想到北京的黑暗面。但这不是最奇葩的。《紫蝴蝶》里,有一条审查意见是,刘烨不能对章子怡开枪,因为不能中国人杀中国人。《十七岁的单车》被禁原因竟然是:拍了太多胡同,没把北京现代一面拍出来,不利于申奥。
后来方励总结,之所以会出现争议主要原因在于“代沟”,审片委员会成员都是老一辈了,普遍年事已高,在观念和审美上都与当今的观众和年轻人的价值观有很大的距离。
他给出的药方是,中国电影要想进步,就要等这些审片委员会的老头老太太退休,换一批年轻人上去。
6、
方制片不应着急,毕竟有时候,形势比人强。这点上,内地导演要学学香港同行。
进入2000年后,香港电影市场逐渐萎缩,2003 年cepa签署后,香港影人纷纷北上发展。拿内地的钱就意味着要受内地电影审查,创作自由度不如以前。
尽管如此,咬牙也要上,按电影监制、导演郑丹瑞的话来说:“香港电影就像永利街,需要活化。”永利街代表香港电影工业,曾经风光一时。每位电影人心中都有一条永利街,很想拍香港电影。
香港到内地发展最初也水土不服,包括徐克、陈可辛在内,几部大片都票房不佳,不知道怎么讨好内地观众,怎么适应内地的尺度也是个大问题,直到后来才渐入佳境。
尔冬升拍《窃听风云2》就拍的很轻松,送审也基本没遇到困难,他总结到,因为有多年积累的经验,按照审查角度做了调整—-如果是一部犯罪片,只要角度改一下,变成反贪污的电影,结果就会不同。
2013年杜琪峰拍《毒战》,全程内地取景,全程高潮迭起,尺度之大,吸食毒品、近距离枪战、血腥暴力,应有尽有。让人惊异怎么过的审。其实他的结尾本来想拍坏人逃脱,好人全死,为了过审才改了一个光明的尾巴。
陈可辛则从《中国式合伙人》开始找到了突破现实题材的切入点。2014年陈可辛拍《亲爱的》,其中有一段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激烈场景,还是顺利通过,连陈可辛都很意外。
陈可辛是留美生,进的是著名的ucla,又是导演世家,但最怕人说是知识分子导演,一直强调自己是类型片世界成长起来的,拍的片子也不是给知识分子和影评人看的。
为什么?香港人的精明和实干。
论精明,星爷也是的。
当年他拍《少林足球》,因为是合拍片,如要在境外宣传,必须经过电影局审查。电影局要求周星驰改名,说名字会影响佛教徒的宗教感情,还影响少林寺的严肃性。但周星驰以“片名是上面同意的”为由拒不改正。
还在没获批的情况下《少林足球》就在香港公映了。这让内地监管部门勃然大怒,要对周星驰的公司严查。如果按照惯例条例规定,最轻的周星驰会被判罚电影所得十到十五倍利润做罚款,按《少林足球》在香港的票房,这是天文数字。
后来电影局网开一面,让周星驰写检查认错,还要参加大陆的电影节当颁奖嘉宾、参加综艺节目赎罪。周星驰高高兴兴的写了检查,就去内地参加电影节了。
所以姿态和才华一样重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某些同志还是抱着怀才不遇的想法,动不动就骂娘,把拍不好电影全怪到审查上。
还是认识层面太低啊。
为什么悲剧会发生?认识层面比一般人都高又爱看电影的政治局常委王hu宁同志早就指出原因:人类往往不能从残酷的历史中觉悟。
写字太不容易了,打赏下吧,客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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